海安花鼓,鼓点飞扬，传承千年韵律之美
海安花鼓，作为江苏省海安市的地方传统民间舞蹈，以其独特的鼓点节奏和优美的舞姿而闻名。以下是对海安花鼓鼓点飞扬的描述：
在阳光明媚的田野上，海安花鼓队的鼓声如同春雷般振奋人心。鼓点飞扬，节奏明快，时而激昂，时而悠扬，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和新时代的喜悦。
鼓手们身着鲜艳的服饰，手持鼓槌，随着鼓点的引导，他们动作协调，步伐稳健。鼓声时而紧凑，仿佛在召唤着人们共同欢庆；时而舒缓，如同一曲悠扬的民歌，让人陶醉其中。
海安花鼓的鼓点变化多端，既有传统的“快板”、“慢板”，又有创新的“花板”、“滚鼓”。鼓手们通过不同的鼓点，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故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民间艺术世界。
随着鼓点的推进，舞者们翩翩起舞，身姿曼妙。他们时而旋转，时而跳跃，时而舒展，时而紧凑，与鼓点相互呼应，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海安花鼓的鼓点飞扬，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展现，更是当地民间文化的传承。它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每一次鼓点的响起，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礼赞，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诠释。
相关阅读延伸：海安花鼓丨鼓点飞扬
《海安花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乡村小路走出江苏舞到全国，乃至世界。这中间，传承人们的坚守与努力功不可没，是他们用那份责任让《海安花鼓》走了出来，活了下来。
杨培杰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一个清冷的冬天。苏中平原到了十二月份，冷风已经肆意袭上皮肤。何况，几天前这里刚刚降过一场早雪。那天，是一个好日子，连阴几日后初出太阳。冷空气依然一阵紧似一阵，追逐着乡村绿野上行走的人。
大平原的田野极为辽阔。尽管一路走一路问，还是绕了几条路，穿过几条小巷子，才找到了要找的人。
没有吃惊。眼前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人，三分像农民，七分像艺人。他说，明年3月份江苏电视台国际频道要来海安录制一档节目——“海安花鼓”，目前正在准备。进屋就是他的办公室，大概有二十五平方米，桌子上铺满了一张张A4纸，地面上也飘落了一些。上面有用黑色笔画出的舞蹈动作、服装和道具，有用红色笔写出的曲子，也有在原来的基础上用不同颜色的笔重新勾画的痕迹，字有些潦草，我看不懂几个，当然，也无需看懂。紧靠办公室一头的就是排练大厅，厅内大约有二十五人正跟着音乐有节奏地跳着舞。杨培杰也是刚从排练中抽身，一只手持着花鼓，另一只手还握着缠着绿色大绸的鼓棒。文化人可以是这样的面孔和这样姿势，于是，我心内一动，便开门见山：“我想看《海安花鼓》。”
他莞尔一笑，笑容里闪现出一丝丝腼腆，亦或是谦逊，并无推辞扭捏。
“要看《海安花鼓》，当然可以。”
他来到大厅，大喊一声：“姑娘们，来一曲！”
音乐一出，四野立时活起来，动起来，让人恍惚进入一个新时空。姑娘们一手执扇，一手执鼓，踩着柔美优雅的旋律，载着丰收的喜悦，翩翩起舞。舞姿与鼓点交织，柔情与阳刚交织；既含蓄，又抒情，既稳重，又妩媚。可谓“舞姿飘逸，动静相宜”，极具田园诗般的意境，我们都专注在这无边的曼妙里。
而我，也从未在这样特定的情景中看过这样的《海安花鼓》。海安花鼓的鼓点飞扬，给这绿色的原野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因为清新，土里土气，具有水乡特色，更显责任重大。
杨培杰这位不到七十岁的民间文化研究人，是省级花鼓非遗传承人。他的舞蹈绝不仅仅是一个海安市可以承载得下的。那舞姿太过动情，又隐含着瞬息而过的不易。
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他告别了五彩斑斓的校园，告别了居住身边的父母，告别了令人留恋的南通市。怀揣着红心，携带着光荣，承载着梦想，满怀着希望，打起背包从南通来到了海安县沿口公社的东升九队，成了一名“下放知青”，那一年，他才十八岁。
没有想到，怀着一腔热血的杨培杰，从此他乡成故乡。
有一天，当他忙完脱粒，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稻堆上仰望天边的晚霞时，田野深处的一声富有韵味的民间小调一下子激活了他的神经。
“这是什么调呀？”他猛然一跃而起，屏住呼吸，寻求音频的方向。在那个清一色样板戏唱腔的年代，这样的声音，是多么的可贵与生机勃勃。在这个农田连着农田、沟渠连着沟渠的平原上，农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耕耘下，日子枯燥而单调，兴许这小调便是他们生活的调味剂。
此后的夜，因有了一个奔跑在乡村原野间打着鼓、唱着歌、跳着舞的少年的身影，便有了味道。
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花鼓”路上的知音。经他考证，“海安花鼓”传入的时间，可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间，“花鼓传来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以乡野、继以镇市，始以村俗民氓、继以纨裤子弟。”(青浦人褚联撰著的《明斋小识·花鼓戏》)后融入宁海（海安古称）民俗文化中，并以地域冠名。由此推算，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那时盛行的“花鼓”亦叫“唱秧歌”。秧歌，是一种与小歌剧相似的民间舞蹈，锣鼓伴奏，拍打狂舞、豪迈粗放。当然，有的地区也表演故事。而海安地区的打花鼓，多以说、唱为主，舞蹈动作为辅，分为“角斜”“旧场”“李曹”三大流派。其特点各有侧重，有的注重舞者之间的配合，讲究气势和队形；有的注重动作的细腻、造型的优美，讲究表演的风趣与幽默；有的更注重唱腔的变化，讲究戏曲表演程式。
极想探寻的杨培杰，一张口就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在中学时就是文艺骨干，能歌善舞，尤其是擅长舞蹈。难怪我面前的他，虽然人近七十，但身段、笑容，分明是一场盛大“花鼓”戏中闪亮出场的主角。他坐在桌前，一手拿着花鼓，目光坚毅沉稳望向远方。最动人的是他脸上洋溢的笑容，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自信之笑。他不像农民，而分明是一位艺术家，是一部影片的主角，闪耀着夺目的文艺气质。
不难看出，杨培杰和许多传承人一样，对于“花鼓”只有两个字：喜欢。他告诉我，清代时，打花鼓的表演形式完全是原生态的，也很简单，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打场子”，亦称“上秧歌”，常为八男八女之歌舞；二是“杂戏”，又称“唱奉献”，其剧目或为歌颂英雄豪杰，或为吟诵四季花开，或为传说故事，或为谈情说爱。至于曲子怎么谱、歌词怎么写、舞蹈怎么跳，反而不重要，只要用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演出一天天的活计和想要的日子就行。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逐渐演变，便有了“红娘子(旦角)”“上手(生角)”“骚鞑子(丑角)，等主要人物之分，实际上，就是“一旦一丑一生”的三小戏形式，表演的程式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
讲到这儿，杨培杰动情了，随手用槌子敲了几下，那声音便悠扬高亢，奔放开阔，荡气回肠，与舞者一样，是不加修饰的健康之美。
1970年初，他进了海安文艺轻骑队。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当杨培杰对“花鼓”开始着迷时，县文工团招人了，他以突出的表演才能博得了老师的赏识和赞许，被录取为县文工团的一员。
从此，他更加努力，信心百倍，将自己的全身挂满了平原的风与尘。他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连县外、省外与花鼓有关联的那些区域也都到访过，接触那些蛰伏在乡间的艺人，跟着他们走乡串村，随着他们下地，陪着他们干农活，坐在田间，听他们信口吟唱，看打花鼓“咚咚”跳跃的舞步。他的笔也跟着哗啦啦地流淌，将这灿烂的瑰宝，复制到他的笔下。
不觉间一走就是好几年。无论是春秋冬夏，几乎每个夜晚他都窝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仔细研习海安花鼓从农民日常生活、生产中提炼发展起来的“三步两搭桥”“蝴蝶绕花蕊”“风摆柳”“撬荷花”“莲湘圈子”“麻雀移步”“喜鹊登梅”“鸭子点头”等舞蹈动作，并进行再创作。
1978年，男女歌舞《迎春花鼓》穿透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击退长三角呼呼的冷风，从这个小屋内流淌而出。
海安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年头，以“花鼓调”为基本旋律，以“十月金凤”为主题的八男八女之花鼓，作为南通代表队的压轴节目参加了江苏文艺会演，获得创作表演双一等奖。杨培杰今天描述起来，还是一脸的兴奋。
此后，他的心活了、辽阔了。他更懂得，没有传承，发展将失去依托；没有发展，传承亦将难以为继。人们的心是流动的、变幻的，花鼓注定是活生生、水灵灵的，千姿百态、变幻莫测的。所以，他多少次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用足迹丈量着江海大地，通过传承、借鉴加以创新，在动作设计、队形编排和音乐创作上大胆创新，将具体变为抽象，将影像变成文字和曲谱，汇聚到他布满皱褶的本子上。到了晚上，他不停地唱呀，跳呀。累了，便就地躺下睡会儿。从1978年开始，花鼓的创新发展为他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1983年，他和文化馆的叶光荣合作，将《海安花鼓》整理成文本，由章毓霖绘图，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版)，由舞蹈出版社出版发行；1986年，以《海安花鼓》为原型，由他等人编排的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情节舞《花鼓情》，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1999年，《海安花鼓》因具有柔美灵巧之风格，从《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高台花鼓》等等中突围而出，被选调赴京参加“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联欢晚会”。这于海安而言，无疑是史无前例的，不仅给海安的百姓带来了荣誉感、自豪感，更是对传承人的一种肯定与鞭策。
新世纪以来，在进京表演的基础上，《海安花鼓》又强化了动与静、抒情与激越的对比，给观众以出乎意料的审美感受，将文化部的“群星奖”和中国文联的“山花奖”一一收入囊中。
谁也没料到，到了2008年，正当杨培杰58岁的时候，《海安花鼓》应邀亮相于鸟巢，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演出。
多年积淀的海安花鼓，在这瞬间终于喷薄而出。以方言说唱为主的海安花鼓经过加工、提炼、创新，在国内多达几十种花鼓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颗耀眼的星星。
杨培杰忽然甩开嗓子，欢快地哼起了《花鼓调》。
他太投入了。像这样的花鼓调，在这个时间段，按理讲，他应该越唱越高兴才是，可是，就在我回过神来的那一刹那，明显感到声调一沉、一转，转中抑，扬中沉，眼泪随着他的声调漫漫滑出。
半晌无言。许久，他身边的那位文化人终于开了口：“杨老师太不容易了，这几十年来持续对海安花鼓进行挖掘整理和艺术加工，实现了从‘说唱’向‘歌舞’的转变，使海安花鼓得到升华，成为风格稳定、地方特色鲜明的舞蹈艺术。他的付出太多了！”
我不由地点点头，认同那文化人的说法。
站在一旁的杨培杰，这时才慢慢抬起头来，这样对我们讲道：“难呢！花鼓的传承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当中有歌、有舞、有汗，更有泪呀。”
没等我插话，他又深情地补了一句话：“我扎根于他乡快五十个年头了，为的就是花鼓的传承与发展，靠的就是内心的这份责任和坚守。”当他讲到“内心”时，他的右手狠狠地在心脏处拍了几下。
杨培杰接着又哼起来。
从四边汇集而来的冷风，在他的曲声中静了、柔了。海安生动了、丰富了、热烈了，他的舞步与歌声赋予了古老艺术新的生命与活力。
就在我们采访快要结束时，同来的一位朋友问了杨老一个问题：“杨老师，这代代相传的花鼓往后会面临断层吗？”
杨培杰摇摇头：“不会的，永远都不可能。”
他告诉我们，多年前，自己就深入到学校、社区去，积极推广“海安花鼓”。到目前为止，已经构建成老、青、少三级传承体系，估计有七八万人在打花鼓、跳花鼓。县城有、乡村有，老人在跳，孩子也在跳。这对海安来说，不仅仅是用来娱乐的舞蹈，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这方土地的一种精神象征。
由此可见，海安是幸运的，江苏是幸运的，民族艺术是幸运的。因为新时代赋予了人们新的精神，而新精神又为古老的民间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苏中人的血液中灌注了钢铁、长城和祖先不屈的思想，他们用歌声吟唱，用舞步发声。
在旷野中，鼓点飞扬，烘托起了一个雷雨滚滚的新世界！
——————来源：《莫愁·小作家》2022年3期
作者简介：吴晓明，笔名明子，籍贯江苏如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理事。在《钟山》《安徽文学》《雨花》《散文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作品《青瓦房》入选201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曾获第十届“漂母杯”散文大赛奖、中国散文年会奖、青墩文学奖等奖项。出版《逐梦金陵》《触摸心灵的阳光》《岁月的味道》《随风而行》等多部散文集。现居海安市，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作家协会主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