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屯垦南泥湾是抗战最困难时期党中央作出的英明决策，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人铭记历史，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之女何亚平多方搜集资料，撰写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一文。中国农垦杂志号分期连载，以纪念南泥湾大生产运动80周年，传承弘扬南泥湾精神和农垦精神，推动新时代农垦事业再创辉煌。
01巾帼不让须眉
1939年9月，三五九旅从晋西北抗日前线回到陕甘宁边区后，才得到难得的休憩。这时，王震考虑：我们这支部队经历了艰苦的长征，又与日本鬼子拼杀了几年，许多战友牺牲了，现在一些指挥员早已过了嫁娶之年，应该想办法为他们解决婚姻问题了。于是，王震指示政治部召开联谊会，请当地的文人、绅士、名流和家有闺女的市民出席宴会。王震亲自讲话：“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八路军越来越壮大，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总有一天，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进天津、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那时，中国将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住在天津、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里，你们能来大城市走亲戚那该多好！”“这个事不要急，以后，你们可以带着闺女常来部队走走，边区已经制定了‘婚姻法’，我们八路军也提倡自由恋爱嘛！”三五九旅办的大光纺织厂在绥德一带招收了几十名青年女学徒工，编成了一个女工排；又有不少各地的爱国女青年来到延安，投入抗日洪流中。王震想方设法帮部队指挥员解决婚娶问题，陆续有三四百名干部成了家，家属队伍不断壮大。王震亲自帮助直属特务团供给处处长盛科组建家庭的故事被传为佳话。盛科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一次紧急转移时，不慎跌入数十丈深的山涧，背部受伤。当时红军根本没有什么医疗条件，盛科因此致残而驼背。三五九旅于1937年东渡黄河开往晋察冀抗日前线，盛科在1938年的一次抗日伏击战中，再一次身负重伤，幸亏得到了白求恩大夫的及时救治，才转危为安。1941年，三五九旅奉命开赴南泥湾进行大生产，盛科虽然身体不好，又有些驼背，但仍以身作则，带领特务团供给处全体人员开展垦荒工作，翻土地、砍树枝、挖树根、修水渠，样样都干在前面，超额完成了开垦荒地生产粮食的任务，多次受到旅首长的表扬。盛科为人谦和，对同志热情，大伙都亲切地称他为“盛驼子”。当时三五九旅的老红军们陆续成了家，可盛科仍是孤身一人，旅首长和同志们都积极热心地为他物色对象。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为他相中了大光纺织厂的女劳模郭秀英。郭秀英1925年生于陕北绥德县义合镇，1939年参军，分到了三五九旅大光纺织厂工作。盛科与郭秀英合影
王震得知情况后，亲自安排盛科和郭秀英相亲，并细心叮嘱盛科一定要在屋里相亲，一定要坐着，而且要背个草帽，屋里光线不好，这样女方就不容易看清他那微驼的背了。在王震的精心指导下，盛科和郭秀英相亲成功。盛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亲手挖了一孔新窑洞，组建了幸福的家庭。霍桂英也是大光纺织厂女工排的劳动模范，她生于1923年1月11日，是陕西省绥德县中角乡卜家沟人，其父霍清才是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陕北老红军、老共产党员。霍桂英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很早就投入革命，参加儿童团、妇救会，1940年，由绥德县青干班参加了八路军，分到三五九旅供给部大光纺织厂女工排，历任副班长、班长。她努力生产，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当上了劳模，嫁给了三五九旅特务团供给处红军干部彭南峰。
霍桂英和丈夫彭南峰、儿子彭对喜合影
在延属分区召开的干部家属大会上，王震亲自作动员报告，号召家属们积极参加种地、纺纱、做鞋、做衣服等各种生产活动，并制定了合理的劳动报酬。鼓励家属们用自己的劳动报酬养育子女，建设好自己的家庭，努力做到自给自足，不向公家伸手。同时还制定了奖励政策，带一个孩子能做到全部自给的，公家奖励1万元（边区币）；带两个孩子能全部自给的，公家奖励3万元。各单位分别成立了军人家属联合会，选举出联合会主席来指导家属参加大生产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干部家属不甘落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她们除了通过劳动解决自己和孩子的吃穿以外，一有时间就去帮助战士们洗衣服、缝缝补补。补充团的干部家属们还为这事开会作了决议，要求把衣物洗干净、补结实，一件衣服要洗三次：碱水洗，开水烫，清水摆。有时战士们拿着自己洗过的衣服请她们补，当她们发现没有洗净时，就重洗一遍再补。战士们的衣服破了，她们总是想方设法给补好，长裤子破得不能穿了，她们想法子给改成短裤，长袖衬衣不能穿了，她们想办法改成短袖衬衣。
家属们成为纺纱的主力军
刚从伪军解放过来的新战士感动地说：“在旧军队里，当官的老婆叫做太太。她们坐在椅子上喝茶，还觉得不舒服呢，给当兵的洗衣服，休想！别说团长副团长的老婆，就是排长的，见一下也不容易。”有的说：“我们八路军，男的种地，女的纺纱，又帮我们洗洗缝缝，真是个革命的大家庭。” 随着大光纺织厂的迅速扩建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需要大批的棉纱和毛线。为此全旅又掀起了纺纱热潮，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普通家属，每人都承担了一定的纺纱任务。“男耕女织”是中华民族传统家庭分工方式，家属们自然成为了纺纱热潮的主力军。补充团供给处吴成恩7岁的女儿吴萍，利用寒假学会了纺纱，每天可纺一两头等纱。有人问她：“小鬼，干嘛那么费劲？”她撅着小嘴说：“干什么？我也要自给自足哩！”
最小的劳动英雄模范吴萍
1943年9月，毛主席来南泥湾视察时听陪同的同志讲，成人每天纺纱二三两，小吴萍就能纺到一两多，主席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以后我们条件好了，要让孩子们去上学。”小吴萍的先进事迹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轰动全国。小吴萍成为陕甘宁边区最小的劳动英雄模范。巾帼不让须眉，大生产运动中，在三五九旅的家属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多人被边区政府评为“模范家属”“劳动模范”。前文说到的大光纺织厂女工郭秀英，1941年7月在纺织厂的劳动竞赛中荣获特等奖，被评为纺织厂劳动模范，1942年三八妇女节被评为绥德县劳动模范，1943年荣获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劳动模范，生平第一次坐着汽车到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并获颁奖品。
柳辉明荣获特等模范家属奖状
三五九旅政治部干事柳辉明是政治部主任李信的妻子，她原本是长沙的纺织工人，自然有娴熟的纺织技术。政治部委派她组织全旅家属纺纱，她手把手地教大家纺纱技巧，带领大家超额完成了纺纱任务。她被评为特等“模范家属”，获得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颁发的特等“模范家属”奖状。1942年3月，特务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调到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鞋厂任指导员。不久，厂长调走了，管理教育、生产业务都落在了陈敏瘦弱的肩上。厂里的全部“家当”只有8000元现款（边币）、300斤烂布和不够吃一个星期的小米。全厂共有职工28人，只有2名技术工人，有10多人是从连队调来的半学徒性质的小鬼，再加上伙夫、采办人员，状况十分窘迫。
边区政府奖励陈敏特等模范家属奖状
为了使工厂活起来，陈敏改变经营管理方式，亲自掌握经济权，自己采办原料，除了供给公家的鞋以外，剩余的可以自己出售。她的想法得到了团里批准，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陈敏十分关心工人，她给工人们上课、谈心、开会，跟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常常把管理员、大师傅找到一起研究改善工人们的伙食。六七月份新麦上市的时候，她打听到1斗小米可换1斗半麦子，她看合算，就把一部分小米换成麦子，蒸馒头和小米稀饭豆子配合吃，把伙食调剂得营养美味。工人们都夸奖她说：“我们的指导员想得真周到!”陈敏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因此，我们要努力工作，多生产鞋，生产好鞋，支援抗战，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往常那些很调皮的工人，被她的话感动了，惭愧地低下了头，更加努力地工作。
生产军鞋
陈敏在生产中精打细算，一丈布能裁多少双鞋面，一双鞋用多少麻……尽可能降低每双鞋的成本，并很快打开了销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鞋厂在陈敏的苦心经营下，越办越红火。她们生产的鞋，式样好，又耐穿，还便宜，深受部队和老百姓的欢迎，各地机关、部队都纷纷派人前来定货、购买，生意越来越兴隆。工厂做到了全部自给，除了供给全团7000双鞋之外，年终结账还盈利20万元。陈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是团政委，工作很忙，常常是天不亮就出门，夜深了才回家。里里外外，陈敏都要操心，挑起工作和家庭两副重担。4月的一天，上级下达了命令：到6月中旬，要完成1200双鞋子。两个半月时间拿出一千多双鞋子，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陈敏放下孩子，连夜制定生产计划。第二天便召开全厂工人会议，决定日夜加班，星期天只休息半天。她自己也成天泡在车间里，糊鞋帮、缝鞋口，一干就是大半夜，甚至到天明。她一天能缝50双鞋口呢！到了6月1日，陈敏带着1200双鞋送到团里，大家见了清瘦下来的她，惊叹不已，感慨她把真心和汗水都倾注在那一双双鞋子上了！陈敏在1942、194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特等模范家属”，获得毛主席亲笔题词——“模范家属”。苏正明，1921年5月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6月在绥德县参加工农红军，1940 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陕西省绥德县枣林坪区、薛家茆区妇联主任。后和三五九旅的红军干部谢松柏结为夫妻，成为三五九旅大家庭的一员，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心灵手巧的苏正明很快就学会了最新的纺织技能，用24个头的纺线机纺线，无论纺线、织布都是速度快，质量好，被评为“纺织能手”，受到地委表彰。当时习仲勋任绥德专署书记，袁任远任专员，亲自分派她到清涧县组织群众发展养蚕事业。养蚕本是个精细活儿，领导从湖南引进了一名专业的养蚕技术员，但他只能在清涧县待很短的一段时间。于是，技术员先教会苏正明，苏正明再手把手地教给当地老百姓。每次下雨后最忙碌，桑叶摘下来要一片片彻底擦干了再喂，不然蚕会吃坏肚子。养到一定阶段，公蚕母蚕要分开喂养。从一个小小的蚕卵养到两三寸长，得费很多功夫。那时候苏正明能分清楚40多个蚕的品种，还把蚕种无偿发给无蚕的老乡。当年清涧以优良蚕树、蚕种远近闻名，苏正明可以说功不可没，她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养蚕育种任务，使清涧地区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得到了复苏，获得绥德县委专署表彰。三五九旅的全体家属全力以赴地投入大生产运动，用出色的功绩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排头兵。
02
劳武结合
自从1940年部队接受“军垦屯田”任务以来，三五九旅始终认真贯彻执行朱德总司令提出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原则，王震就经常向干部们强调：我们要以劳武结合的精神，贯彻“农忙时小训练，农闲时大训练，突击生产时不训练”的原则，做到生产、训练双丰收。战士们训练过天桥
为了保证训练，各团在驻地附近都修建了大小不同的操场，战士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单双杠、木马、天桥、平台等军事训练器械。农闲季节，战士们每天在操场上训练。特别是冬季大练兵的时候，操场上更加热闹，有的练习射击，有的练习刺杀，还有的练习投掷手榴弹，真是八仙过海、各显身手。在射击、投弹、刺杀训练中，各级领导干部都以身作则，积极参加训练。副旅长苏进在练兵中，经常到各团、营驻地指导训练，亲自给战士们纠正动作，并耐心地告诉战士们：“做不好，不要发慌，只要有耐心有决心，认真多做几次，就可以做好。”他还常常对一些干部说：“纠正战士们动作时，要耐心地向他们讲明白，必要时亲自给他们做示范，不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或有困难，逐渐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稳定他们的情绪。” 掌握射击技术，是对军人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消灭敌人的基本手段。在射击训练中，部队开展了“神枪手”运动，打靶成绩达到规定标准，就被命名为“神枪手”。为争取这个荣誉称号，人人苦练，个个争先。全旅的实弹射击命中率由52%提高到86%，还练出了11个百发百中的连队。有许多神枪手，射击技术非常出众，无论是空中飞的、地下跑的，只要他们一出手，十有八九难活命。七一八团的余管理员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每次出去打猎，从不落空。团长陈宗尧常常半开玩笑但又很认真地问他的客人：“想吃野味吗？在我们这里可不困难，只要找我们的余管理员就有办法。” 当时我军装备条件不好，而手榴弹在战斗中确实能发挥很大的威力，战士们都称它为“囊中之炮”，所以大家练习投弹的劲头非常高。七一七团的战士王二仔曾这样讲述：“我刚参军时，有一次行军，突然碰上了一队敌人，排长要我们隐蔽好，准备好手榴弹，等敌人到面前不远，大家再一起扔手榴弹。过了一会儿，敌人走近了，这时只听排长喊了一声‘打！’同志们刷一下都把手榴弹扔出去了，投得远、投得准，手榴弹在敌人中间开了花，唯独我扔的手榴弹，不仅没有炸着敌人，还差一点被飞回来的弹皮伤了自己，从那之后，我就下决心练习投弹。”全旅在投弹训练中开展“贺龙投弹手”运动，凡投弹距离和准确程度达到规定标准，即被授予“贺龙投弹手”称号。为了得到这个称号，每天东方刚刚发白，大家就涌进操场，训练弹像成群的鸟一样在空中飞舞。有时收操号吹响了，同志们还舍不得离开，有的一直练到天黑才肯歇手。一天，王震来到七一七团的训练场，看到战士们在训练投弹，他也抓起一颗训练弹说：“我来试试。”王震大臂一挥扔了出去，只听到远处传来战士们的欢呼声：“42米！”“旅长真捧！”1943年冬训结束后，全旅的投弹水平由25米提高到40米，最远的可投70米。战士王二仔获得了“贺龙投弹手”的称号。1944年7月，美军派遣的观察组抵达延安。8月24日，观察组成员到南泥湾观看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的训练，三五九旅专门为观察组安排了射击表演，战士们个个都是神枪手，枪枪命中靶心，观察组的包瑞德上校由衷地伸出大拇指说：“Very good!”一位美军军官似有不服，主动提出要和王震比枪法，王震客气地说：“你是客人，你先打。” 美军军官用美制卡宾枪向树上的鸟连开6枪，一只也没打中。王震随手拿起警卫员的日式马枪，对空中的飞鸟连发5枪，打中4只，美军军官心悦诚服。
战士们在地里劳动时，枪就架在地头上，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在屯垦过程中，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平时在地里劳动，枪就架在地头，一有情况就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1943年春，边区防务一度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又炮击我边境。为了随时抗击敌人的侵犯，部队实行武装锄草，右肩背枪，左肩扛锄头，正如战士们所唱：背枪上战场， 荷锄到田庄。敌人胆敢来侵犯， 坚决把它消灭光。 当部队开赴边防前线的时候，周围百里的老百姓便组织起来替部队锄草。而部队走到哪里，只要军情稍微缓解，就帮助当地老百姓锄草，军民之间互帮互助，保证了庄稼的丰收。 离延安只有130多里的鹿县是我七一八团防区。1943年5月，顽军一个营进占了我陈家坂、峪口等村，枪杀抢劫，七一八团迅速赶到，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击毙伤80多名敌人。同年秋收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三五九旅旅部及七一八、七一九团立即奉命开往固临、甘泉、鹿县一带布防，积极备战，严阵以待。
喜获大丰收
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胡宗南被迫停止了军事行动。指战员们立即放下枪杆，拿起镰刀，投入紧张的收割劳动，战斗、生产双丰收。三五九旅胜利完成了朱总司令“军垦屯田”的重任，一手拿枪，保卫边区人民的安宁，捍卫边区领土的完整；一手拿锄，保证军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大发展。03
加强文化学习
八路军将士多半来自工农群众，参军前多因家中贫困上不起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甚至不少人是文盲。从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一直重视军队内部的教育普及，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一再强调要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以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了文化，不仅可以帮助官兵们更快地掌握军事技术和政治理论，而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上也有许多方便之处，因此大家在学习中都很用功，有许多同志还把津贴节省下来买了纸张笔墨。战士们认真读报
文化教育一般以班、排为单位，由指导员或文书上课，并建立了互教互学的“小教员制”，即文化程度高的帮助文化程度低的，要求做到包教包学。文化学习也如军事训练一样，涌现了许多模范单位和个人。如七一七团某连七班班长霍风英，积极贯彻互教互学的小教员制，因此成绩特别显著。他们班一共11人，过去只有4人能认识500至800字，1人认识1000字左右，其余6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经过他们一个冬天的勤学苦练，在一次全面测验中，有3人会认、会写、会用（后简称“三会”）1500字以上，有4人“三会”1000字左右，其余4人都达到“三会”600字以上，光荣地被评为全团学习模范班。学习场地除课堂外，还有俱乐部、图书馆、山坡上、大树下，所有的课堂和场地都贴满了鼓励学习的标语，如“积极学习，努力生产”“我们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战士”等。初到这里的人，不仅会被轰轰烈烈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所激励，还会被战士们积极学习文化、政治的精神所感动。
战士们休息时打扑克
当时，每个团甚至有些连队都有自己的小型俱乐部和图书馆。当然，这些俱乐部和图书馆的条件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好的还有几间房子，条件差的挖个大窑洞，里面摆上几十本通俗读物、几份报纸、几把二胡和几支笛子等，就成了俱乐部和图书馆。但是你可不要瞧不起这些，这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可不小哩！一到晚饭后，大家就三三两两地汇集到这里来，有的看书，有的看报，有的唱歌，有的拉二胡，有的打扑克、下象棋、打球，还有各种剧团（歌舞团、京戏团、评剧团等）都在积极地排练节目，敲锣打鼓，准备参加晚会。到处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你在任何一个战士的脸上，决找不到一点疲劳和懈怠。02
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1942年，三五九旅开荒地2.67万亩，粮食自给率达96.3%，生产总值为6000万元，经费、物资自给率达到90.2%，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旅长兼政委王震是当之无愧的旗手，旅供给部全体同志则是排头兵。王震是大生产运动当之无愧的旗手
王震是个顶天立地的勇者，一生胆识过人，事事以身作则，永远站在最前面，从未在强敌和困难面前低过头，他带的部队在红军和八路军中一直是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所以朱总司令才选定他来啃南泥湾这块“硬骨头”。王震也是智者，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向陕北老农学习，在干旱的土地上取得农业丰收；向书本和专业人才学习，指导供给部开办“军人合作社”，开创性地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模式。正是这位智勇双全的旗手，带领全旅官兵扛起了大生产运动这面旗帜。旅供给部的本职工作就是保障全旅的一切物资供应，解决好官兵的吃、穿、用等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供给部的全体同志日夜战斗在各条生产战线的最前哨。全体工作人员克己奉公，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一寸布和一滴油。供给部筹办了一批被子，尽管自己的铺盖破旧不堪，分配时仍坚持“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群众，后党员”的原则，被官兵们誉为模范供给部。旅供给部政委罗章负责组织全旅开荒生产，随身总带着一个大镢头，走遍了全旅十万亩土地的各个生产点。一次，由于过度劳累，他跌进了深沟，受了重伤，无法行动，还是他心爱的战马独自跑回部队，带领人们找到他，把他抬回驻地。王震称赞罗章是“无论打仗，还是生产，干什么事情都是不要命的硬汉子”。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在大生产运动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参与具体领导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开荒屯田，兴办工厂，组建运输队，创建股份制的“军人合作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创造性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各项任务，以清正廉洁的品格为官兵树立了榜样。
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和妻子丁秀兰合影
在纺纱运动中还有一段趣事。何维忠白天工作繁忙，夜晚回到自家的窑洞总要和妻子丁秀兰一起纺纱到很晚。丁秀兰是陕北绥德人，从小就用陕北的纺车纺纱，自然轻车熟路，纺得又快又好。何维忠是湖南平江人，初次使用陕北纺车纺纱，真是手忙脚乱，急得满头大汗。可越着急越断线，纺得又慢质量又差。气的他一个劲地埋怨：“你们陕北的纺车太不好用了，轮子又小，摇起来又沉，我们平江的纺车比你们的强多了。”丁秀兰忍不住顶了他一句：“总说额们陕北的纺车不好，平江的纺车好，那你就自己造一台平江纺车呀。”何维忠一听，倔劲上来了：“造就造，造好了保证比你纺得快纺得好。”何维忠当年在老家学过点木匠活，从此，自家的窑洞成了木工房，工作之余没白没黑地干起来。王震听到“何维忠要造一台平江纺车”的消息，一大早就赶来，边推门边喊：“老何！我支持你，陕北的纺车就是不好用，咱们造一台平江纺车。”王震也会点木工活，两个半吊子木匠凑在一起，整整忙活了一天一夜，待到天色大亮时，终于做成了一台平江式纺车。让丁秀兰试用了一下，还真是不错，她由衷地夸奖道：“确实比额们陕北纺车好用，摇着轻，纺的线还长。”何维忠和王震都乐了。王震并不满足，又蹲下来拿起纺车上的锭子仔细琢磨。王震是湖南浏阳人，他在纺车上认真比划了一会说：“如果把这个锭子按我们浏阳的纱锭改进一下会更好。”又忙了一阵，纱锭也改好了，试纺了一下，果然效果极佳，摇起来又轻又快，还不容易断线，原先三尺长的一手纱，车子要摇六七转，现在只摇三四转就够了。王震高兴地说：“马上集中工人仿造，制好后先送一架给毛主席。”并起名叫“平江式纺车”。原先用陕北纺车每人每天只纺1至3两（旧制）纱，现在用平江纺车可纺4至12两纱，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毛主席就是用平江纺车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纺纱任务。
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附近开荒种菜
朱德总司令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开荒、种菜、拾粪
新疆兵团一师阿周恩来被评为纺纱能手
叶剑英在延安纺毛线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纱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相参加，任弼时夺得纺纱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纱能手。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身体力行，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作出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未完待续）作者：何亚平
来源：中国农垦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