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手稿揭幕——新篇章的提出

第十二章　提出一份手稿

1959年6月，简获得洛克菲勒资助九个月了。她处于困顿之中，进度严重落后，在时间和金钱短缺下心力交瘁。

由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看起来简直就是个人的智识产物，因此人们可能忽略了它其实是“经过研究”的；她造访了许多座城市、与人交谈、跟专家交流想法、搜集统计资料、寻索关键的知识片段。在此之前的10月，吉尔帕特里克提到简已经“完整规划了一系列讨论”¹，对谈者是城市思想家，包括巴尔的摩的购物中心开发商詹姆斯·鲁斯（James Rouse），还有参与华盛顿特区东南部开发的威廉·斯雷顿（William Slayton）。她不久前参与了在纽约拉伊（Rye）举行的一场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城市设计评论研讨会，这场活动也请到了路易斯·康、凯文·林奇⁽¹⁾、伊恩·麦克哈格以及刘易斯·芒福德等知名人士。吉尔帕特里克在大约一个半月之后的备忘录中，提到简具有许多“关于洛杉矶和旧金山的见地和批判性的评论”，²但是她从未去过其中任何一座城市；她希望不久后能弥补这项缺憾。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建筑系教授罗杰·蒙哥马利（Roger Montgomery）带她走访以柯布西耶式楼房构成的57英亩集合住宅——这批名为“普鲁伊特—伊戈”⁽²⁾的住宅在几年前落成之际，备受建筑媒体的赞赏。

一切着实有趣，也让她获益匪浅。而这全都要花时间。

简在波士顿的时候，会晤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他们得知她获得资助，便邀她一起吃顿午餐。依照简的记述，他们对如何进行此类计划可是了如指掌：

他们全都已经想好了——关于我该如何使用那笔资助金、应该如何运用时间。他们已经决定好想得到的结果，而且把我当成一个研究生来对待。他们想要我制作一份问卷，然后请某处某个缺乏活力的中等收入者住宅计划的居民填写，以了解居民不喜欢住宅的哪些部分。我则接着把这些资料制作成表格。关于我该做什么，他们已经全都计划好了。于是我听他们说，而且保持礼貌，但是我迫不及待想走出那里。³

几年后，想到那次午餐的她还是愤怒不已。“真受不了！”她如此形容他们为她构思的平庸计划，“那就是他们对城市的兴趣所在，就是像那样的垃圾。”

在波士顿，她则透过引介，认识了年轻的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甘斯和妻子在不久前的10月搬到位于波士顿西区、每个月房租42美金的公寓。当时正值这一意大利工人阶级社区的末期，它将被拆除，改建为新的现代主义公寓楼房，坐拥灯塔山（Beacon Hill）上州议会大厦的圆顶美景。30岁的甘斯最早期的一部分研究是在位于芝加哥、名为“公园森林”（Park Forest）的一处郊区进行的，而简在《财富》的拥护者霍里·怀特为了撰写《组织人》，也曾在此进行调查。这也是为什么怀特致电给他，说“这位女士想参观北区”时，他会立即答应协助。⁴

甘斯在波士顿西区的田野工作，之后会集结在他的经典著作《城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中。尽管他对西区如数家珍，却对位于下一个邻里那儿的北区比较陌生，那里有一批杂乱的廉价公寓，和历史可上溯到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拥挤旧楼房——包括保罗·列维尔⁽³⁾的房子；在许多人眼里，它看起来就是贫民窟。甘斯对于他那次为简做的导览已经没什么记忆了，只留下零星印象：“我一定有带她去参观福利住宅、餐厅。”至于西区，简似乎不感兴趣；⁵但是她将北区列入行程，也许因为她曾在1938年到新英格兰旅行，此地当初留给她的深刻印象是“硬件上极为破败的一区，确实令人绝望地贫困”。⁶

如今她参观过后，对那里的“改变感到惊奇”，其中十几栋楼房重新整修，拥挤的程度降低，公寓由于崭新的粉刷和美观的威尼斯式百叶窗而更显温暖。“我从一条狭窄的巷子望去，”她后来就这次旅行写道，当时她原本以为会看到记忆中老旧肮脏的北区，“但是结果出乎我所料：我看到更工整的修砌砖、新的百叶窗，有扇门打开时还流泻出一阵音乐……玩耍的儿童、大人、逛街漫步者、坐着的人，都让街道生气盎然。”⁷在《死与生》中，简将北区描绘为用旧石砖砌成的城市民间英雄。甚至在1958年末，当她刚从波士顿返回，并向吉尔帕特里克说明她的进展时，她谈到这一区的时候眉飞色舞。吉尔帕特里克记录：“最让J女士感到兴奋的发现是在波士顿北区，主要是在意大利区，人们一直以来都将它视为一个‘贫民窟’。不过J女士却觉得，这是她长年经验之中意外看到的最迷人、活泼而有趣的社区之一。”⁸

所有这些早期研究都很关键，为简提供了所需要的由事实和印象构成的书写结构。但它们耗费的时间超过这项计划的限度。写作虽然有所进展，但是走走停停。书写计划过了九个月后，吉尔帕特里克在6月和简一起午餐，他断定她“碰上了许多预料之外的问题，而且完成的书写进度比（他，吉尔帕特里克）预期的更少”。⁹简在大约一个月后写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说明她遭遇的困难：三个月的调查延长到四个半月，然后，又再花了一个半月细察她所搜集到的一切。每次当她与人交谈，脑中都涌出大量的想法，关于她之前没有思考到或早先视为不重要而舍弃的城市生活面向：当一座城市“除去贫民窟”，情况会是如何？一座具有密集建筑物的城市，就一定是过于拥挤或不安全的吗？“我发现自己之前思考过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没有把‘关系’考量进去。”¹⁰一切比她预期的更难以理解，其中充满耐人寻味但是耗时的“发现”。

我从来不曾试图写这样的一本书，也没有预料到自己在组织和撰写上会遭遇的困难。这跟撰写和组织文章很不一样，而直到我真正投入，我才明白其间的差异有多大。回顾当时，我对于写作是多么过于乐观啊！

简在信里提到的困难并不包含来自东哈莱姆区吸引人的冒险诱惑——她和柯克等人参与了当地的一项计划，那也使得她的时间更为紧缩。

回到1955年，联合安居协会受邀在这些新的大型计划之一的乔治·华盛顿住宅里运营一个社区中心，位于第一〇四街那一排老式红砂岩建筑对面。然而，柯克和他的同僚不久后就发现他们对自己置身其间的这些新项目——这些大型的住宅计划，所知甚少。¹¹从19世纪晚期以来，柯克的组织其活动围绕着东哈莱姆区常见的五层楼廉价公寓以及其间的市嚣生活而发展；对他们而言，现在这些陌生的新事物代表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他们获地方基金会的资助进行了一项调查。在柯克之下带领这项调查的是年方25岁的社会工作者艾伦·卢里（Ellen Lurie）。卢里在1951年以最优等荣誉毕业于纽约大学，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一员，未来将以社区组织者的身份开创出辉煌的事业，并且提倡在东哈莱姆区和整座城市建立统整学校；今日纽约市的一所公立学校即是以她的名字命名。她品行优良，具有领袖气质，做事更是一丝不苟。“如果你正在为穷人做事，”她的一位同事罗恩·希夫曼（Ron Shiffman）记得她这么说过，“那么你做的每件事都不能马虎。”¹²的确，1956年1月提出的乔治·华盛顿住宅调查计划的草拟大纲，都能看出她超过年龄的严谨及深度。¹³卢里透过访问居民，建议探究他们的社群、这个计划中的亲子关系、它对人际友谊的影响。她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住宅计划是否限制了社区生活？”“我们是否试图在一个低经济水平阶层的邻里，运用中产阶级的社区生活概念？”

最终，卢里的研究犹如深入这个住宅计划坏死组织的医学探针，将数值、数据以及洞见注入柯克先前直觉地在街道上留意到的那些关键。一如联合安居协会后来表明的，这份报告对于社交失联的描绘“令人醍醐灌顶”¹⁴——的确，有太多有待公开的此类案例；卢里的报告如此作结：“城市衰败并非仅止于硬件的退化，这个住宅计划里的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尚未从贫民窟解放出来。”

卢里和简很可能是在1956年初晤面的。这两个女人相差十四岁，彼此的认知方式略有不同：卢里较侧重人本身和人的需求，简则着眼于更广的概念。但她们仍然成为朋友，互相敬重。卢里一些早期的观点为简在哈佛的演说增色不少，而她后来也明确答谢简对她的华盛顿住宅研究之协助。简鼓励卢里为《论坛》撰写一篇文章，并且后来在《死与生》书中大量引述她的研究。在1958年末的此刻，她俩有机会改善卢里在其研究中所指陈的住宅计划的一部分偏差。

两年前，还有另一个庞大的住宅计划在这个社区展开，那就是德威特·克林顿住宅（DeWitt Clinton Houses）¹⁵。它涵盖第一〇四街到第一〇六街、公园大道到列克星顿之间的区域，并且将有供750户人家进驻的十八层楼建筑——换言之，和东哈莱姆区无甚两样。但是在1958年12月，简获得洛克菲勒资助之后三个月，纽约市房屋局回应联合安居协会在那年夏天提出的一项“紧急请求”，同意暂时搁置该单位的规划，并且会考虑替代方案。柯克在给房屋局的信中写道：“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要求得到如此处置并不寻常。”¹⁶的确如此，那在官僚机构时程规划当中是一次罕见的暂停。联合安居协会请愿背后的团体成员包括柯克、长期活跃的社运分子米尔德里德·扎克（Mildred Zucker）、艾伦·卢里以及简·雅各布斯。

1959年1月15日，简和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会晤了来自伯金斯与威尔公司的建筑师们，这是由柯克的旧识菲尔·威尔执掌的公司，他们同意免费规划一项替代的设计方案。2月初，他们带着平面图和设计图向纽约市房屋局提出诉求。简带领着他们，向当局说明须采用这项方案的理由并寻求认可。

他们表示，东哈莱姆区住宅计划的社交问题在极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的问题：“我们确信，问题出在这些建筑物的硬件设计和所在位址。对于不得不居住在这里的家庭之需求以及他们所属的邻里来说……它们格格不入……”¹⁷这项计划漠视城市邻里及其集体的合作，并且阻隔那些丰富了旧贫民窟生活的“持续、偶然且多样化的人的接触”。德威特·克林顿的规划使其沦为一个“彻底失败的僵化模式”的代表。然而，房屋局竟然“继续走在”华盛顿住宅已经经历过的“社交消殒的道路上——这令人难以置信”。

在他们的替代提案中，这块地大部分将用于建造附有庭院的低矮建筑，好让父母能看顾小孩。这里将促进人们和周围的东哈莱姆区街道彼此互动；它提供开放空间，但是避免“经验所显示的，人们会回避的规划不善且孤立偏僻的购物中心和草坪”。这项设计并不试图模仿典型的廉价公寓街景，但确实出人意料地依循了它的一项特色：在纽约最后一代无电梯公寓问世之后半个世纪，伯金斯与威尔公司重新提出为有小孩的家庭设置四层和五层楼的无电梯公寓——这罔顾了联邦住宅法规，此团体认为这项法规“不切实际”而且缺乏纽约经验。爬楼梯虽然并不理想，但还是胜过有许多充足证据证明的磨人电梯之危害：大部分公共住宅大楼的电梯往往遭到破坏、滋生罪恶、故障频仍。

这项替代提案如所预料的，是天方夜谭；纽约市房屋局立刻加以否决。最后兴建的是接近原始设计的住宅，¹⁸仿佛这场短暂的“东哈莱姆之春”（East Harlem Spring）从未存在，但它确实发生过，扎克还为此写信向菲尔·威尔道谢：“充满高耸、有棱有角、单调而庞大的公共住宅的计划（这片区域）——它很孤立，并透过乏人问津的宽阔草坪而与社区的其余部分隔开”，但“你的新颖手法为它带来新希望”。¹⁹

那是一次珍贵的尝试。尽管如此，鉴于简紧张的资助期限且要务在身，这次行动仍使得她分心了。她花时间代表这项设计提案而出席过的会议、协助筹备的文件、新闻稿以及书信，还有所做的简报，对她的书并没有贡献。简在整个工作生涯里一直是个雇员，必须遵守办公室纪律，而不论这有多么烦人，仍促使她规划和架构自己一天的工作日程；她的孩子后来回忆时说到她如何恪守十点到六点的时间表。如今简是独立的创作者、自由工作者或说创业者——她依照自己的时间表，自行决定时间该如何分配。1958年末和1959年初，在洛克菲勒资助的至少前三个关键的月份里，她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东哈莱姆区。²⁰德威特·克林顿住宅的替代方案使她更趋近写作的一些主题，但却依然没有和书直接相关。虽然她并未在与吉尔帕特里克的联系中提起，不过这个事件仍使她1959年夏天焦虑不已。

简必须对两个，而不只是一个资助者负责：他们是吉尔帕特里克及杰森·爱泼斯坦。爱泼斯坦还任职于双日出版社的时候就和简签订了写作合约，两人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他转而任职于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之后。爱泼斯坦在和简的联系中，不像那位洛克菲勒基金会男士那么正式，且给予她更多支持。在简给他的最初几封信中，她在“小罗伯特·H.雅各布斯太太”（Mrs.Robert H. Jacobs Jr.）印刷字上方手写签名“简·雅各布斯”，但不久后即放开拘束，单纯署名“简”，再之后则是“爱你的简”（love，Jane）。他们两人将发展出长达将近半世纪的私人和专业关系，一直到简过世为止；两人还会一起旅行，造访彼此的家。爱泼斯坦后来说道：“我就是喜欢和她相处，她是我最亲密的挚友。”²¹两人无话不谈，从政治、书籍到想法，但是不会谈太多私事，也不谈论像是体育之类的话题，因为那“会像是明明与达尔文混在一起，却谈论足球”。那几乎是一段“冻结在时间里”的友谊，爱泼斯坦如是说，且未曾因韶光流逝稍减。更可贵的是两个人几乎是一见如故。

于是，在1959年初夏，较之于吉尔帕特里克，是爱泼斯坦最清楚地接收到简实际上是多么忧心忡忡的信号。他在6月22日给她的信中写道，“自从上次你颇为不快地讲完电话之后”，²²他至今都没有对方的消息。一个星期后，她将书的最终版大纲寄给他。“噢，大概看看就好，然后把它扔掉，”她建议，“一直到我交给你其他东西之前，别再想到它。”²³她指的不是关于这本书的资料，而是书的原稿。至于到底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只是隐约觉得，不论如何，还是应该让你稍微知道我自认为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有时候，我的确被某种感觉压倒，觉得自己遗世独立，想借着即使是最片段的人际往来，进入外面的世界。”

爱泼斯坦立刻回信，而他的回复很可能恰是简最需要的：是的，这份提纲很符合他先前与简讨论之后的预期。“我深信你会写出一本你我都会引以为傲的书，我也认为自己完全能体会你不时遭逢的绝望有多凄惨。然而伟大的著作正是诞生于绝望。”²⁴

简当时对自己著作的理解仍然浮动不定；就在她将一份包含十五章的纲要交给爱泼斯坦之后三个星期，她寄了一份二十章的纲要给吉尔帕特里克，²⁵包含全新的第二部以及奇特的章节标题，像是“孵育企业和文化”（Incub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Culture）以及“过分成功背后的隐忧”（The Pitfalls of Too Much Success）；⁽⁴⁾她当时仍处于低潮期。她在7月17日写给吉尔帕特里克的信中说明，她“此时正写到第一部的结尾”，而且很清楚稿子势必要经过润修。她已经写了大约5万字，但打算精简成3万字，这个修改幅度显示了她还必须下多少功夫。

依照原定计划，简此时应该几近完稿了，但她实际上根本还差得很远，也许只完成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在给吉尔帕特里克的信中，她写道，自己经历了许多“尝试、错误及困惑”，但现在似乎“清楚自己要怎么做了，我想，我一直是在做的过程中学”。她现在需要钱。在同一封信中，她交付了一份开销表；她请吉尔帕特里克放心，说爱泼斯坦告诉她不必担心，并说她应该继续写；她还提及道格·哈斯克尔同意延长她的休假。但尽管如此，信中还是清楚呈现了她的不安：

在最初的慷慨资助之后还请求你提供更多钱，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而我还在尝试中消耗了一部分钱和时间；我原本应该多少有足够的判断力可以避免某些错误，却还是有所疏忽，对此我很懊恼。我希望你会善意地考虑我的请求。对于这番顾虑和你已经提供的一切援助，我深表感激。

吉尔帕特里克觉得简的这封信显示她正考虑全盘放弃这个计划。不，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她在回信中写道，但是计划可能必须延期，好让她回到《论坛》工作一年、存钱，动用一笔贷款，尽管她不想那么做。“不是我自以为是，”她继续写道，“但我深深觉得，完成这本书并将它付梓很重要。”当时如此快速进行的城市重建，是“基于错误的思考和被误导的观念……我们正在重蹈覆辙”。²⁶

深陷在自己的想法中，独自面对打字机，担忧自己没有财力写完这本已经成为她的生命的书——简看起来像是陷入一股宗教热情，沉陷在某种她有义务授予世人的城市新“真理”。“我的书不是重谈关于城市以及城市规划的旧素材。我正在探求的，是关于城市和其运作的新概念。这些概念有许多都与正统、传统的规划理论概念大不相同。”²⁷如果人们继续守旧，那么我们将面临的，唯有“城市的社会、经济以及视觉的衰败”。

再且，她的想法并非什么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的迸发——她向吉尔帕特里克保证。她试过和其他人谈论这些想法，且认为从智识上而言，提出这些想法的时机成熟了。大多数的城市衰退概念都是“基于症候，而非成因，并诉诸显然荒谬的迷思来解释这些症候……我着手处理的就是这种东西，相当艰辛，但我想不到任何还能做、可能对我的时代更有用的事情了”。

她的恳求打动了吉尔帕特里克。他答应了，说她不必提前将未完成的初稿交给他，只要依她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也答应考虑增加资助。

他在7月29日前后打电话给简，表达他的意向，但是请她提名一些人支持她的这项撰写计划。简的回复中列出了怀特、哈斯克尔、柯克、《地平线》（Horizon）的编辑埃里克·拉拉比（Eric Larrabee）等人。

哈斯克尔写信给吉尔帕特里克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满足她的需求，好开创一本真正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精彩著作。”尽管他已经预料到，自己很可能不赞同书中的许多观点。²⁸

怀特写道，他深信简正在酝酿的是“一本伟大而且影响深远的书”。²⁹

9月28日，吉尔帕特里克写信给简，说他们将再资助她8 000美金。她获得了第二次机会，并在回信中写道“谢谢你”，说她现在觉得好多了：

我目前平均一个星期写出一章，不像春天和夏天时一个月只写一章那么缓慢到令人丧气，而且现在写得更好了。进程顺利的感觉真令人满意，有时我甚至会因此激动不已。我期盼着那一天——当我能交出手稿给你的那一天，而今对我来说，那似乎指日可待了，而且伸手可及。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真是一大乐事。现在只要一天没投入工作我就浑身不痛快。³⁰

虽然吉尔帕特里克有好一阵子都担忧简可能搁笔，但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要她不做这件事，简直会让她如坐针毡。推敲文字和想法，并表达、加以琢磨——那就是简·雅各布斯所做的，也是她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所做的事。而今，她受到每个作家梦寐以求、最幸运的礼遇：拥有时间和金钱能往前冲刺，写一本对她而言是世上最重要的主题的巨作。霍里·怀特在给吉尔帕特里克的信中写道：“她很清楚这是她直抒胸臆、一吐抱负的大好机会。”³¹

有些人将《死与生》谓为业余者的作品。简从未念过建筑学校，从未学过城市规划，也没有学位；她没设计过楼房、规划过市区，而可想而知，她也从来不曾用丁字尺和三角板画直线。她并没有在像密斯·凡德罗或者路易斯·康这等人手下培养出成熟的专业度；她未曾像埃德蒙·培根那样重新擘画费城的街景，或像罗伯特·摩西重新设计纽约的街景。20世纪50年代，她向担任建筑师的丈夫学习解读设计图；她的“学习”程度可说仅止于此。

简在1956年于哈佛大学演说的时候，的确具有某种资历：她已经在纽约市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二十几岁时，《钢铁纪元》曾经派她前往费城、华盛顿等城市；她为《亚美利加》写的关于建筑和铲除贫民窟的文章，迫使她正视某些她也将在《死与生》中探讨的类似议题。在《论坛》时期，她造访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写出巨细靡遗的长篇报道；她解读设计图、参观工地、研读计划书、访问建筑师和各种城市专家。这一切都是她的专业职责。

然而，虽然上述一整段文字洋洋洒洒列出的简的“资历”都完全属实，却暗示出她适合担任《死与生》的作者的原因乃在于她的城市经验，仅此而已，未着眼在她的写作能力。不过她长久以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作家，且将永远如此。她开始撰写《死与生》之际，已经在纽约待了二十四年；一开始，她在《时尚》杂志初试啼声，此后做过各种各样的编辑工作，那些工作要求清晰精准、深入理解、有妥善的架构，有时候还必须文辞并茂。她并不是海明威或者罗伯特·弗罗斯特⁽⁵⁾那样的作家；她的书写属于另外一种，以世界的事实为素材和衡量标准，笔下每个字都基于她得知或知道为真的事物。大家都了解，或自认为了解小说家和诗人的强项，且人人都知道教授们随时都能针对自身专业领域大发议论；他们以专业的方式书写文章，但简却不是人们熟知的这些专业人士。简也是作家，却是不同类型，而这个类型还没有适切的名称。

文法和拼字当然只是简技能中最基本的部分，而且她的拼字能力几乎是神乎其技；她能随心所欲地用短至50字或长达5 000字的篇幅表达想法。对于所有的写作问题，她都同时着眼三个面向：一整套知识和实据，她的读者以及“如何”促使他们继续读下去，她的内在自我及其表达欲。如果没有扎实地掌握第一个面向——题材，她将写出空洞的文句；如果没有顾虑第二个面向——她的读者，则她虽然能写出极为精确的句子、段落和厚厚的书册，但同时也会枯燥至极；如果忽略第三个面向，没从她内在世界发掘意义或感觉的吉光片羽，那将无异于全盘放弃最初促使她书写的动机。简已经学会在每个写作阶段以严肃、冷静、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作品，找出不当措辞和粗心之处，然后重新妥善调整（尽管她在这方面并非完美无缺）；她之后会在某个时候写信给吉尔帕特里克，谈到她期待将“适切、冷血的调性”带进最终版原稿中。³²

在《论坛》工作时，简踏进了新的智识领域。她的整个工作生涯皆是如此；从面对一个陌生主题，到抱持笃定见解，并在过程中吸收一批批新的实据、想法及脉络，将之驾驭自如，使她得以写就优美的文章。她跟随罗伯特·亨普希尔钻研经济学；透过编写《制宪遗绪》研究美国宪法体系的法律及哲学流派；在《钢铁纪元》了解高温焊接和粉末冶金；在《亚美利加》处理各式各样的主题，包括城市。简与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声称是智识界一两个小领域权威的教授们不同，她不钻研任何单独的主题；建筑和城市规划只是她研究的一连串主题之中最新的两项。她几乎不带区别地从人、地方和想法构成的奥妙宇宙中汲取一切，涵盖科学的和人性的、当今的和历史的面向，然后以新颖灵活的方式加以理解——这就是简的专业舞台。她本身或许并未特别从这些面向来构成自己的巧思或者技艺等等，但是她之后确实会认识到自己的这些特质。

到了1960年1月，她似乎迈开了大步，半年前的绝望如今大都烟消云散了。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我正快活地勤奋书写，不时感到困惑并碰到待解的问题。”³³她当时说全书的架构会有二十二章，而她已经在写第十九章，之后还必须大幅润修，“还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一切都胜过那些空白页面”。

四个月后，简终于将《死与生》的前五章交给吉尔帕特里克。他在5月19日回信，说他挑出了一些小毛病，但是“如果这本书剩下的部分是这么丰富而扎实，那么它应该会带来极为重大的效应，加油”。³⁴

简通常不会写与自身相关之事。不过她在《死与生》中穿插了许多个人经验轶事，在佐证自己想法的同时，也很容易和读者拉近距离。透过读这本书，你会知道例如简十五年来都到西八十六街上看同一位牙医；她最喜欢的艺廊位于经常光顾的鱼市场附近；她曾经有个朋友以为婴儿是从妈妈肚脐生出来的；在她强调需要小邻里商家的哈佛大学演说之后，她开始收到大谈如何规划街角杂货店的信，仿佛那是她哈佛演说的全部；她将那些信称为“立意良善的空话”。³⁵《死与生》可以说是一场智性的挑战：论辩概念，有时是艰深的观念，而这些探入她个人生活的片段，则让这本书时而富于亲密感。

在《死与生》中，简在接近开头部分，以第一人称书写的某个段落将萦绕在读者记忆里，令人难以忘怀。简谈论在人满为患的繁忙人行道，民众的“街道之眼”（eyes on the street）如何让当地更为安全，并且发挥其他功能：

不管是旧城状似没有秩序，还是不管旧城在哪儿运作得很成功的情况，其实都是由于一种维持街道安全与城市自由的神奇秩序。它是一种复杂的秩序。它的本质是人行道的使用带来不间断的眼睛注视所形成的一种错综复杂。这个秩序是由运动和改变构成的。虽然它是生活，不是艺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种像舞蹈般的城市艺术形式——不是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的那种舞蹈，而是很复杂的芭蕾。个别的舞者和整个舞群彼此各有不同之处，又彼此奇妙的相互强化，构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一个好的城市，不同的人行道上演着不同的舞码，同一条人行道即使重复相同的舞码，每次也都有不同的即兴演出。

我住的哈德逊街，每天都上演精彩的街道芭蕾。我大约是在早上八点多一点加入演出，把垃圾桶放到门外，一个很平凡的差事，但是我自得其乐。这时有一群初中生走过舞台中央，将糖果的包装纸丢在地上。³⁶

简扫起这些包装纸。五金行开始营业。在日间休息的码头工人聚在白马酒吧或是理想酒吧。“人物继续上场，有肩膀上扛着一串旧鞋子的陌生老人，有蓄着胡须的踏板摩托车骑士，后座还载着他那随车颠簸晃动的女友，两人都蓄着长发。”好几页的篇幅之后，白昼逐渐进入尾声。“夜班的工人这时候会在熟食店前停留一下，买一些香肠和牛奶。”

然后，终于轮到“深夜的街道芭蕾”，简之所以对它很熟悉是因为透过“在熟睡之后醒来哄小孩时，面对着黑暗，坐在窗前倾听街上的声音”。最后则是风笛在2月的夜晚高声作响，“仿佛随意的一个信号，人行道上人们移动的步伐开始慢了下来”，并且往乐手的方向聚集。

她几年后写道，在1958年开始写《死与生》的时候，“我只想要描写好的城市街道生活不经意带给人们的，具有教化作用且不失宜人的服务，并且谴责（破坏这一切的）一时的规划风尚和建筑风潮”。³⁷那最终构成她著作的第一部：“城市的特性”。它在作为导论的第一章之后，透过五个章节铺展，大约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

第二章　人行道的使用：安全

第三章　人行道的使用：接触

第四章　人行道的使用：教养儿童

第五章　邻里公园的使用

第六章　都市邻里的使用

使用这个、使用那个，先谈论一项主题、接着谈论下一项。三章全都在谈“人行道”？透过简的打字机卷动而出的到底是哪一种书？她在给吉尔帕特里克的一封信中说，这本书是针对“有兴趣的一般市民”，而不是专家。但这样一个人——这个好市民——可能会想要或期待从书中获得什么呢？从哪个层面上来看，可以说简当时在写的是一本“大众”读物？它并非满腹真诚的回忆录；并不标榜穿插了活泼的、充满俚语的对话场面；书中没有帮派互斗，没有光鲜的夜晚聚会，没有在廉价公寓五楼透过窗外闪耀的城市灯光窥见的性爱场面。然而如果书中没有这类大众元素，那么它到底都有些什么呢？

首先，这本书中有好人，少不了也有的“坏人”则格外重要。这些“负面的”知识分子包括“田园城市”运动的埃比尼泽·霍华德，以及从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发展出来“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运动的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还有尤其是柯布西耶，这位现代性的卓越天才以及他的“光辉城市”。简把他们的概念归在一起称为“光辉田园城市美化”（Radiant Garden City Beautiful），凸显彼此之间的同质元素更甚于差异，并将之视为只能透过强加整洁、秩序和沉闷来思考城市的思想家之产物。

书中也论及“坏地方”，即被简视为失败的街道、邻里和城区。例如位于费城的富兰克林大道（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成排的文化纪念碑林立——“宏大壮观”但枯燥乏味，一落成就已经陷入死寂；或者位于匹兹堡的查塔姆村（Chatham Village）社区，简贬低地说其有无可救药的同质性，丝毫没有健全公共生活的元素；或者在波士顿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榆丘大道（Elm Hill Avenue）区段，此地饱受“单调导致的极度凋敝”之苦——这是简提出的最严厉谴责。

此外，还存在着一帮黑帽⁽⁶⁾规划师，他们毫无想法，提出城市规划的“伪科学”，深陷于犹如“19世纪医学尚未发达，但是迷信俨然言之成理的那个阶段。当时的医生深信放血的疗效，用这种手段把他们断定为病因的体内瘴疠之气引出来”，简在书中以颇长篇幅来阐述这个类比。³⁸

关于埃比尼泽·霍华德，简写道：“他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镇，如果你性格温顺而且胸无大志，不在乎和其他胸无大志的人共度一生，那么这会是一座不错的城镇。”³⁹这不是简唯一一次言词刻薄或者话中带刺。詹姆斯·霍华德·昆斯特勒⁽⁷⁾一度对她说，在撰写《死与生》的时候，“美国文化让你很愤慨”，“在那些日子，你到底受了什么刺激”？⁴⁰

简：

当时直接刺激到我的，是充斥着欺瞒和破坏行为、被滥用的这股叫“都市更新”的不可理喻之狂热，以及它如何蔚为流行。此外还有人们是如此毫不在乎这个状态，对于做出来的成品是如此不诚实。这是令我愤慨的原因，因为我当时在一家建筑杂志社工作，直接目睹这一切，还看到人们如何为最糟糕的事物辩解。

赫伯特·甘斯认为波士顿西区这个即将从地图上被消除的邻里并未引起简的兴趣，但这个看法或许有失正确。简的确参观了这个地方，和当地商家谈话，而她从那里的可悲故事中找到的，就是那种使她恼怒的不诚实之例子。⁴¹她在1958年和两位曾经为拆除此地而辩护的建筑师交谈。其中一位说那些住宅盖得很好，迁走的居民可能再也不会住进任何结构如此完善的住宅了；另一位谈到他必须弯身“用手和膝盖前进，和一位摄影师一起爬过工具间，这样一来他们才能拍到足以呈现够暗且散发恶臭的空间的画面”，⁴²好为它贴上贫民窟的标签。这就是为了更广大利益而视欺骗为理所当然，纵使以简（和甘斯）所见的一切来说，这地方丝毫不是贫民窟，但人们却主张消灭它。

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简在一趟弗吉尼亚州之行中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靠近她父亲长大的地方），并参观了一间博物馆，其中展出上了鲜艳油漆的机器和工具，它们“告诉你运作之理”⁴³——轮子和轮架、旋转翼和棘轮在你面前呼呼作响或者你想象它们呼呼作响，以展现其运作之道。同样，在斯克兰顿火车站，简也很喜欢“带动轮子的火车头和活塞”，凸轮和连杆将蒸汽的高压热能导入向前的动态，是如此发自肺腑而率直。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给火车穿上“遮羞裙”——以特定方式装配特殊造型的金属片，标榜现代感和动感，却掩盖了背后的真实运作状态。现在，简说：“看不到轮子如何转动，那令我很困惑。”城市的情况与之类似，它比任何火车头构造都复杂得多，偏偏人们也一样地对城市缺乏追根究柢的好奇心：几十亿美金就这样粗率地投入住宅计划了。许多邻里被拆除，高楼擎起，街道被拓宽或拆掉，分区管制法规用数学计算来设定特定的规划比例。然而，在她看来，似乎没有人停下来探问，受到这些冲击的城市实际上如何运作？她在《死与生》中写道：“或许我们已经变成一个不负责的民族，不再关心事情是如何运作，只在乎这些事情如何快速给人简单的外在印象。”⁴⁴

使城市运作且好好运作的因素，是贯穿她整本书的主题。城市需要“丰富的多样性”，无尽地混合林林总总的事物。而那需要符合四项条件：（一）混合主要用途；（二）小街廓；（三）各种屋龄的建筑，包括老建筑；（四）足够密集的人口。在书的第二部分里，她分别针对每一项撰写了篇幅颇长的章节。

简以“混合主要用途”来形容某一种城市肌理，在此，商业区、住宅区以及仓库和工厂未被区隔，而是全都混在一起。街道的任何一个区段都有多样化的使用和需求，商家、酒吧、住宅、杂货店、小工厂，相互滋养，全天候吸引人们，有助于维持这个地区的活力和安全。

短街廓促使人们采取多变的行走路径，让人有机会遇到不同的人并参与不同的商业行为、活动——更多选择、更多供小店营业的街角、更生气勃勃；漫长的自我孤立街廓则会使一地发展停滞。“是活络的使用和路径的混合，而不是用同质的建筑，将城市街区结合成城市使用的池聚。”⁴⁵

摇摇欲坠的旧楼房租金低廉，助长了刚起步的新公司和新兴的邻里机构。“沿着大城市的人行道，我们可以发现最令人推崇和最愉快的景象是将旧街廓巧妙地用于新的用途”，就像变成住宅的马厩，变成移民俱乐部的地下室，变成剧院的酿酒厂。她写道：“旧想法有时候可以采用新建筑，新的想法必须使用旧建筑。”⁴⁶

最后，简用一个章节谈论伟大城市如何有赖密集聚合的人口，而市区和住宅区的邻里皆同。“规划文献里面所指的过度拥挤的贫民窟，是高密度住宅的猬集地区。但是越来越典型的美国的真实生活里面，理论上应过度拥挤的贫民窟却是低密度的单调地区。”⁴⁷奥克兰、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或底特律，这些地方足以为证，它们是由“无止境的低密度失败之地”构成的。

这样蜻蜓点水式地概括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并不是赏析《死与生》的最佳方式。就像其他富于大量新颖观念的书籍一样，把《死与生》转化成纲要和概述亦会错失许多内容，而且很容易任凭人们不经思考地吹捧或简化扭曲。被城市和规划文献固定引用的那些难忘佳句，确实促使这本书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留下印记：边界真空（border vacuum），混合主要用途，去除贫民窟状态，泛滥成灾的资金，街上的守望相助。然而《死与生》一旦成为某种城市信条，开发者等人有时老爱仰赖它们，但他们却几乎背离了简的真正用意。此外，这本书的格言风格也令人很想将它简化成学习指南或者教条之类的东西：

在城市里，活泼、热闹和多样性会吸引更多的活泼和热闹；死寂和单调会排斥生命。

在传统的都市计划中，格外崇尚在邻里设有开放空间……一如野蛮人尊崇具有神奇力量的灵物。

为什么在公园所在的地方没有人，而有人的地方却没有公园呢？

贪污发展得愈是别出心裁（而不是越没有创意），那么它可以愚弄对象的时间也愈长。

对于没有带来任何贡献却反而剥夺掉一些东西的规划，人们有理由加以怀疑。

当城市是由每一个人所共同创造时，也唯有如此，城市才有能力提供东西给每一个人。⁴⁸

用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来说，《死与生》可说是“包罗万象”⁽⁸⁾，可将之删节并且吸收，但其中不免有无可挽救的损失。如此失去的不只是简的灵巧，还有她对城市性每个面向的深情关注——巨细靡遗中带有微妙（即使时而冗长），造就出这本书的样貌。

甚至连停车场及无窗户工厂设计之类的事物都适用于她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思考简在《边界真空的诅咒》这一章，如何形容看起来一片死寂而且对人行道生活有害的某些毫无生气的大片土地；她说明一座火车站如何能和周边彼此联结，但一条铁道则不能；单独一栋市政大楼可以，但一片广大的政府机构区则通常无法做到。在这两个情形中，前者足以联合并且强化一个城区，后者则使它支离破碎。“由高速公路、机构、住宅计划、校园、工业园区，或是任何大量使用特殊土地所形成的边界，经常用这种方式将城市割裂得破碎不堪。”⁴⁹

当然，铁道是边界真空的典型例子。“轨道的另外一边”终究是某种社会边界的缩影，它的一边比另一边更贫困或更似贫民窟。简在此并不是指社会边界，而是“实质的和起作用的”边界。经过的火车发出的噪音和煤烟有时解释了发生在铁道旁区域的“凋敝倾向”，但那是次要的因素——的确是次要的，毕竟你在一条公路或是医院集合区，或者平凡无奇的停车场，或是高耸的住宅计划，或者规模过大的大学校园，甚或是不当地整合到城市其余区块的一座公园的近旁，也会看到同样的死寂。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与其说是噪音和煤烟，倒不如说是因为边界真空为行动和互动竖立起恼人的藩篱。紧邻着它们的那些街道是“线上的终点”，只能吸引寥寥可数的行人；穿越宽阔的公路或者停车场很令人提不起劲或困难，但是越过一栋仓库的空白墙壁更不容易；它们“无法获得朝向边界方向走去、顺便经过的人群，因为很少人跨越边界”。随着人们避开邻近的街道，整个区域于是活力尽失。

但这是可以避免的，简如是说。援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凯文·林奇的一个原理（简对他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赞赏有加）：可以将一道边界做成一道接缝，“是一个交接的界线，沿着这条线将两个区域缝合在一起”。⁵⁰例如，和邻里街道隔开、往往形成边界真空效应的滨水区，“应该被设计成有小型、甚至随兴的公共开放空间所穿透的区域，可供人们窥视或观赏工作场景和水上交通”，她继续写道：

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方圆几里内唯一的开放码头，紧邻一个卫生局的焚化炉和运垃圾的平底船停泊处。人们利用这个码头钓鳗鱼、做日光浴、放风筝、修补汽车、野餐、骑脚踏车、叫卖冰淇淋和热狗、向过往的船只招手、闲扯，等等（……）在炎炎夏日的傍晚或是慵懒的夏天周末，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它更令人愉快的地方。但是不时有垃圾车把垃圾倒入在河边等候的平底船，空气中弥漫着垃圾气味和垃圾车的声音。这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事情，但却是码头上人们乐于接受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为之着迷。⁵¹

于是乎，一道棘手的边界化身为一道“接缝”，城市被缝合成整体。

为了点出简的论说方法，且让我用稍长的篇幅引述她如何处理这种乏人问津的城市现象——她用了十七页专门谈论边界真空。这本书历久不衰的价值不单在于她的概念，也在于她阐述每个概念时的丰富洞见、细节以及观察，而就像在上一个段落的情形，这些往往都取自她自己的生活和经验。

简论述城市需要旧建筑来培育岌岌可危的生意时，描绘了谢里登广场上她的写作工作室所在的那栋破旧建筑：

现在我写作本书所在的建筑物里，还有一家有健身房的健康俱乐部、一家专门为教会做装潢的厂商、一个激进的民主党改革俱乐部、一个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一个音乐社团、一个手风琴家协会、一个贩售邮购马黛茶的退休进口商、一个销售纸张同时也负责寄送马黛茶的人、一家牙医诊所、一家教水彩的画室，还有一个制作人造珠宝的人。⁵²

然后，她仿佛和她在谢里登广场的伙伴们坚守同一个阵营——她补充道：“对于像我们这一类的人，新建筑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

简的书出版后不久，克里夫兰的一名男子写信给她，请教她如何搜查关于纽约住宅计划的居住和犯罪的统计资料。她回信说，他可以指望在市立房屋局找到一点关于犯罪的统计资料。“他们对这个问题极度敏感，甚至会否认有这种资料。”⁵³警员很可能无法以他期待的方式分析数据，尽管如此，“亲自前往警察局”并且访问警员，还是“有可能了解不少事情”；同样地，也可以访问在住宅计划服务的学校老师。“简言之，你必须见许多人，做很多侦探的工作。”

1959年，曾就读哈佛设计学院、28岁的艾伦·佩里（Ellen Perry）刚离婚不久，朋友告知她，有位雅各布斯女士需要人帮她为一本书做研究。不久后，佩里就接受简的委托，并提供实据给她。简请她搜寻现代主义建筑师克洛依蒂尔·史密斯（Chloetheil Smith）的资料，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人口密度相关数据，关于电梯操作员的工会规定薪资分级。佩里收到的微薄支票金额相当于今日的一两百美金，这些钱来自简的洛克菲勒资助金。“我还有其他工作想委托给你”，⁵⁴简在1959年10月写信给佩里，她需要十或十五大城市的犯罪统计资料，还有少年犯罪违法的相关资讯——如果佩里能够取得的话，此外还有伦敦在汽车问世之前状态的一些文献。佩里将她执行所得的小摘要回复给简，她还记得简对她致谢，“她请我调查的主题是她凭直觉想到，但未有确切数据的”。⁵⁵有时候，简会请佩里在街坊漫步，计算家庭式小商店的数量，或驼背坐在外头台阶上的人的数量，或把身子伸出窗户的人的数量。

简的实据跟设计工作室及规划部门惯用的精巧草图和鸟瞰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对城市外观有兴趣，但是对城市如何运作毫不在乎的人，将会对本书感到失望，”她在书的导论里写道，“把事物的外观作为主要目的或是重头戏，只会制造麻烦。”⁵⁶在此，她的怒意迸发，并接着谈到在某个东哈莱姆区计划的一片美观草坪。一名社会工作人员相当“惊讶”地看到居民多么频繁、充满憎恶地对它冷嘲热讽，尽管没有人说明是为什么。后来，终于有一位房客道出缘由：

他们在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关心我们想要什么。他们拆掉我们的房子，然后把我们赶到这里来，却把我们的一些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去。附近没有半处可以喝杯咖啡或是买份报纸的地方，甚至没有人可以借个零钱。没有人在乎我们的需要。但是达官政要们到这里看到这块草皮会说：“棒极了！现在穷人什么都不缺了！”

“还有比外表丑陋和缺乏秩序更糟的事情，”简在她最常被引用的段落之一里写道，“那就是伪装秩序的虚矫面具，它会忽视或是压迫那些挣扎着要存在或受扶持的真正秩序。”⁵⁷⁽⁹⁾

《死与生》不是一气呵成写就的。简后来表示，它“比我想象的困难许多”，“我写的时候总是焦虑万分”，有时候很想“全都丢进垃圾袋”，然后放到外面，让人收走。它充满了缜密的想法，其中许多观念并非源自实际撰写这本书的几年前，而是（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要上溯到1955年和更久以前；简的一些想法可以追溯到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课时期。如果把这本书和她为《论坛》写的文章相互对照，则这本书几乎像是出自另一位作者之手，其调性甚至和她在1958年刊登于《财富》的那篇文章截然不同。在她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中，一篇文章代表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工作，然后接着写下一篇。如今，在1960年末，她正在收尾的这个计划比她曾经写过的任何文章都庞大二十倍或三十倍之多。“这是这个该死章节的第四版草稿，”她在12月15日给杰森·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而很可能还需要写第五和第六版。我已经忘记该怎么书写，这令我忧心忡忡。还要再写四章，却像是还要再写四十章。”⁵⁸这时整本书就快要完成了，她将原稿几大部分给爱泼斯坦、他的助理内森·格莱泽以及查德伯恩·吉尔帕特里克看，他们每个人都回复意见、提出建议，并在即将成书之前提出问题。

一次关于编辑的讨论涉及她的最后一章——城市的问题所在；标题本身的奇特引人注意到它独特的性质，这篇和其他篇章截然不同。简从退休的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一篇论文得到启发（它和简受资助的书都被列在195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中）；身兼数学家的韦弗先前协助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发展出他著名的1947年资讯理论报告的哲学指涉，这份报告是数码时代一份开创性的文献。韦弗大都聚焦于生物科学，简则把他的思想应用在一个知识的范畴——城市，而这很可能是他从未想过的。在她看来，韦弗对科学家处理的问题分类似乎“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概括了“可以说是城市规划的知识史”。⁵⁹

首先，韦弗描述了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类型：在台球桌上，你在一个特殊的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并且用一股特定的力量让一颗球撞上另一颗球，然后你能够颇详细地预测球接下来的动向。这是老生常谈的物理学，早在20世纪之前就被探索过了，颇为直接明了，而且可以透过数学运算出来。

第二个问题类型是关于“没有组织的复杂性”，这可能出现在一个大型的台球桌上，混乱碰撞的并非一颗或十五颗球，而是无数颗球。即使就原则上来看，你完全无法在砰砰作响的混乱中跟随任何一颗球的动线，但在另一方面，你或许能援引有用的平均数和概括的模式；可以从统计上和概率上切入，这适用于有大量的球的情况，却无法应用在单一一颗球上。此手法可以应用于从平均寿命表到热电学，林林总总的真实世界的问题。

韦弗评论道，研究生命体所遵循的并非这两种手法，而属于第三个类型。“当一株报春花开花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盐水无法解渴？”⁶⁰韦弗指出这些例子比打一批台球复杂得多，但是这些例子绝非“没有组织”、透过统计学也难以阐明，它们更像是“井然有序的复杂性”问题——以韦弗的说法，它们涉及“在一个有机体里彼此相关的、大量的因素”。

简此刻主张：这就像一座城市的情况。

她举出一个例子：如何了解有多股力量在其中交互作用的邻里公园？必须考量公园本身的硬件设计及其规模本身，还有它的使用者、他们的身份、使用的时间、周边街道的形态，以及许多其他面向。你最后可能盖出一座妥善运用的宜人公园，欢乐又安全；或者一座沉闷且危险、对成人和儿童都缺乏吸引力的公园。这两种结果都不取决于任何单一因素；它不属于韦弗的简单问题类型。利用开放空间和当地人口的生硬比例来阐释的统计学帮助也不大。这个问题其实属于韦弗的第三个类型，就像报春花的例子，许多彼此牵连的因素都发挥着作用。简写道：“这些因素之间的彼此影响，并非偶然或是非理性的”，⁶¹但是必须经过深切近乎入微的研究来加以理解，而以她写到一个相关问题时所用的说法，这种理解驳斥“更简单、全能的分析，还有更简单、更神奇和更全能的解决之道”。

那是城市的代表问题，这个领域的埃比尼泽·霍华德和柯布西耶未曾察觉。对霍华德而言，他将城市简化成居住和工作；对柯布西耶来说，简写道：“它的公园里面的高塔建筑，是一个用艺术来赞扬统计之潜力和数学平均的胜利。”⁶²借由统计学的技巧，在迁离并安顿因规划而流离失所的人时，“就可以因此把他们当作砂粒、电子或是台球一样处理”。但是如此生硬的手法可悲地缺乏真正的了解。

简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读起来迥异于其他篇章，让人怀疑偏向科学。例如内森·格莱泽就不怎么赞同。他在给简的信中写道：“在需要某种一般的理解和敏感性的情况中谈论科学，让我有点难以接受。”⁶³她太倚靠韦弗的分类，而格莱泽对此则不以为然。他建议她坚守更具体的论点，且坦承这或许是他“对抽象和理论的论点太过个人的反应”，但尽管如此，他仍希望简会重新考虑。

回顾过去的经验，简在此时转向科学其实不足为奇。她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期就乐于钻研生物学、心理学、地质学及动物学。她在《死与生》的写作“方法”，大体上岂不就类似多数科学常用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她较不侧重城市是什么，而更着眼于它们如何运作；较不重视贫民窟的性质，而是它如何沦落至此；她重视过程更甚于结果。（我从她的资料里找到的一张纸条上看到，她驳斥一位学者主张“科学的任务是透过预知未来的问题而减轻未来届临时的痛苦”。不，不是的，她如是坚称，“科学的任务是了解事物如何运作”。⁶⁴）的确，她并非科学家；她并不是以数银河中的星星或者探查新陈代谢的途径来过日子，但就如一位研究雅各布斯的翘楚——建筑史学家彼得·劳伦斯（Peter Laurence）的见解，还有雅各布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最早关于纽约的专文都展现出“对这座城市根本进程之深而原始科学的好奇心”，而《死与生》也保有了“科学法则的新意和恒定”。⁶⁵

对于简思量格莱泽的建议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她在两天后反应激烈地回道：“我强烈反对你对最后一章的意见。”⁶⁶一方面，她并不是像格莱泽所影射的那样做科学的类比，而是探讨“科学和其他各类思想共通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而非类比”。“最后一章或许需要花点时间进入，但如果真的进入了，它将比（书中的）任何其他概念为规划带来更大的影响。”

他们保留了这一章。

当然，这在此时已经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当时格莱泽和爱泼斯坦提出的任何疑议看起来都只是褊狭的，甚至只是针对专门的点（而且他们后来都听从了简）。大约15万字的原稿，到这时候几乎已大功告成；不论它在后来的几个月需要经过什么加工，其性质都已奠定了。爱泼斯坦在简即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信心满满地告诉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我所读过关于城市规划（以及其他主题）的书之中最精彩的作品之一。我很开心，并且以你为傲，也热切期待看到最终版的稿子”。⁶⁷

1月24日，简在给内森·格莱泽的信中写道：“这是第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现在我要出去，然后喝上两杯马丁尼。也许喝个三杯！”⁶⁸

(1)凯文·林奇（Kevin Lynch，1918—1984）：美国城市规划师，师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在城市环境的感知形式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代表作有《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等。

(2)“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由日裔建筑师山崎实设计的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公营住宅。它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住房计划的重要成果，也是美国城市更新计划失败的一个缩影。普鲁伊特—伊戈公寓于1956年建成，但短短数年内就迅速衰落，其内的贫困、犯罪和种族冲突盛行，最后于20世纪70年代爆破拆除。

(3)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1734—1818）：美国波士顿银匠和早期的实业家，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1775年，他在波士顿西北边的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前夕，警告殖民地民兵英军即将来袭，美国民兵于是打了胜仗。1800年，他在美国率先成功制作铜片，将之作为海军船的防护板。——译注

(4)本书提到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的章节名称，皆沿用吴郑重翻译的繁体中文版《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联经出版公司，2007）。而从该书中引用的句子或段落，主要也参照此一译本。——译注

(5)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20世纪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四次赢得普利策奖，代表诗作有《雪夜林边小驻》（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等。

(6)这个形容词的相关名词“黑帽”（black-hat）指小说、电影或戏剧中的坏人，也指电脑骇客。——译注

(7)詹姆斯·霍华德·昆斯特勒（James Howard Kunstler，1948— ）：美国作家、社会评论家，最著名的作品是讲述美国郊区和城市发展史的《无处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Nowhere）。

(8)英文为contains multitudes，典故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这首诗的句子：“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译注

(9)在《死与生》中，这段文字是基于前文提到那位社工所说的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