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有一天赵雷不再写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女权主义斗士，这样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文艺作品会像三观一样，迫于压力，不断趋同，直到彻底丧失意义。
文◈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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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雷红了以后，老歌《三十岁的女人》被翻了出来，许多人听完以后心里不适，也涌现了很多以此为题的女权檄文。其实如果你是赵雷的老粉，或者花了点功夫把他的歌听个遍，就会发现，赵雷对中年女性的态度一向十分稳定：无限仰慕。
他写三十未婚的“剩女”，独自承受着伴随着寂寞的衰老，即便如此还是贴心地补了一句，“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特有的温柔”。
他早期比较受欢迎的歌还有一首《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词写道：“在家庭的纷争之后，你是先让步的贤妻。”赵雷的这个“姐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国外定居，婚姻生活却并不如意，每次争吵后都只能忍气吞声，自己去海边自己静一静。
事实上，这个意象含糊的“姐姐”，在赵雷的歌里扮演的一直是爱情的角色，他也坦言自己就是个“无法长大”的孩子。因此赵雷对这个“姐姐”的描述，无疑都是他自认为美好的东西：温柔、隐忍、宽厚——一个奉献型人格的传统女性。
这样的女性品质本身毫无问题，激怒人们的是对这个刻板形象的锁定。当我们将女性在婚姻中贤妻良母的姿态反复歌颂，实际是在鼓励她们以只谈义务不谈权利的方式投入婚姻。强调母爱的伟大却避而不谈生产的危险，表彰隐忍和奉献却不讲权益维护，这维护男权制度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了。
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中，我们确实不需要更多这样的文艺作品了。但赵雷有没有点评三十岁女人的权利呢？
他就和任何一个其他文艺创作者一样，有权利也有义务从个体视角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
像其他地下乐手一样，赵雷也是搭着互联网时代的便车红的，这个时代的人好恶分明得不得了，一夜爆红不再是遥远的梦，而是可以计算的流量。
同样如此的还有各种思潮，女权主义正是其中一支，从80年代以“女性主义”的译名小心翼翼地引入中国学界以后，女权主义运动沉寂了一段时间，近几年利用互联网迅速传播。
时至今日，似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个热点事件和女权撞车。赵雷出身底层，是“屌丝”逆袭；赵雷眼里只有贤妻良母，是他们所说的“直男癌”。这样的撕逼檄文层出不穷，straight man cancer成了外媒争相报道的新词，也是这些女权主义者手中的一把利刃。
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有一幕是《婊》，讲述的是任何一种不能迎合男权社会观点的女性，都能在“XX婊”的造词中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女权主义认为，如果一份指责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在性别上做文章，尤其是女性，这就是一种语言中的性别暴力了。
如果说“直男癌”只针对那些不懂得尊重女性的人的话，“(男)屌丝”无疑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组成，正在对另一个弱势群体——底层男性——展开无差别攻击。
有人说，男权社会中女性向来是语言暴力受害者，使用“直男癌”是在拓宽话语边界，长远来看却是有效还击。在攻击“直男癌”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词语不仅仅让你显得粗鄙，而且并不正确，无论你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无论女权主义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在使用这些词语，你都应该承认这一点。
赵雷的低出身是他的原罪，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可他所代表的成长环境就不值得女权主义者们俯身关心吗？在他的成长环境中的女性，就不配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被描绘吗？又或者恰恰是这些生活在男权阴影中而不自知的女性形象，更加值得被描摹。
音乐、艺术和文学，始终是一种通感。中国的民谣摇滚也具有特别强烈的文学色彩，特别是编曲单薄的民谣，经常一把吉他就能上，歌词就显得格外重要。赵雷的歌词写得就是再烂，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现象了，他的作品也应该像其他的文艺作品一样被看待。
女权主义，像其他任何一种道德讨论一样，都不应该深入文学的腹地胡搅蛮缠。批评者们有权利蹭热点表达自己的主见，但无权要求作品向你的价值观妥协。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接触女权主义以后我极少阅读小说。我以前很喜欢阅读文学类作品，情绪上，随情节或共鸣或不适，我无法以理论准确言明，但为建立后来的价值观指明了道路。如今读书，我的情绪却只剩下愤怒一种。
读《呼兰河传》，团圆媳妇作为童养媳一再地身边人被伤害，我气得几次不愿意看下去，当时还没出马泮艳一事，否则我大概会更加愤怒。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这让我想起“玻璃天顶”理论，是说女性在职场晋升中往往受到隐形的限制。萧红哪里会懂这样的理论呢？她只是把她的不适，通过文字漂亮地表达出来了而已。而作为读者，最好的办法就是简简单单地，接下这种情绪。
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意见表达，将一个热点翻来覆去地咂摸，直到它被榨干。真理未必越辩越明，对抗本身已经让人疲倦。
呈现，有时候更具有力量，而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这里。毕竟现实的人性比高屋建瓴的主义更复杂精密。
没有人会对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指责恋童癖，说“三年起步，最高死刑”。文学有能力让人越过道德审判去理解他人的人生，去经历你可能永远不会亲身体验的情绪共鸣。由情绪衍生的好恶，进而推出的伦理道德，那便是作品以外的事了。
所以，女权主义能不能放过文艺创作？让讨论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到现实当中去。用更多的气力去为真实的马泮艳呼告，而不是叱骂虚幻的团圆媳妇的家人。
若真有一天赵雷不再写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了女权主义斗士，这样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我们的文艺作品只会像三观一样，迫于压力，不断地趋同，直到彻底丧失意义。